欧美人曾经也流行过“中国式坐月子” 坐月子禁忌危害产妇的生命健康

近日，据媒体报道称：山东淄博市一产妇在坐月子期间，因家里不开风扇、空调，且穿着长袖长裤，还盖被子，最后中暑不治身亡。

“欧美人与中国人体质不同，所以不坐月子”之说纯属扯淡

闭门不出长期卧床、关紧门窗防止吹风、戴帽裹巾厚衣厚被、不能洗头洗澡乃至刷牙、不许喝凉水吃冷饮乃至所谓“凉性”水果……这些都是当代“中国式坐月子”的核心禁忌。据说，如果不按照这些要求去做，产妇必然落下使之悔恨终生的“月子病”。反观欧美乃至日本等发达国家，则没有这种风俗，这些国家的产妇也从未听闻落下过何种“月子病”。

对于这种反差，仍活跃于当代的“中国传统医学界”给出了一种让许多国人点头连连称是的解释：欧美人（白人）不坐月子是因为他们和我们人种不一样，体质不一样。

从生物学的角度而言，这种说法完全是扯淡。

当代生物学界早已论定：“白/黄/黑/棕色人种”之划分缺乏科学性，无生物学意义可言，一个中国人和一个欧美人身体基因的相似程度，很可能大于一个中国人和另一个中国人身体基因的相似程度。

从历史学的角度而言，这种说法也是扯淡。

史学界早已廓清，“白/黄/黑/棕色人种”这一划分的出现，不是科学研究的结果，而是“一种与客观事实无关的文化构造”，如果当时的“文化”有另一种需要，也许划分的标准就未必是肤色，而是其它特貌特征，比如眼睛的颜色、头发的曲直等。简而言之，如历史学者冯客所言，“种族并不存在，它们是被虚构出来的。”

尤其值得特别指出一点是：“欧美人（白人）因人种体质不同而不坐月子”这个论断中，不但“体质不同”是扯淡，“不坐月子”之说也是错的。

事实是：

1、古代欧洲人，和古代中国人一样也“坐月子”，而且有着几乎相同的具体禁忌。

2、经过现代医学洗礼，当代欧美人已抛弃有害的月子禁忌，且证明抛弃之后并不会留下所谓的“月子病”；惟国人仍固执坚持这些错误禁忌，甚至臆造出“欧美人和我们人种不一样所以不坐月子”这种荒唐“解释”。

现代产科医学出现之前，欧洲人也“坐月子”

英国学者Petrina Brown的著作《Eve: Sex, Childbirth and Motherhood Through the Ages》，扼要勾勒了欧美女性的千年生育史。作者在书中回顾道：

“直到公元19世纪末，细菌和感染的联系才为人所知，在此之前卫生环境向来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让情况更加混乱的是，从前人们认为新鲜空气会带来恐惧，因此分娩的房间总是被关闭得密不透风。”

这种将房间关得密不透风的“坐月子”模式，与当代中国流行的产妇禁忌高度相似，且在欧洲流行了相当长时间。比如，都铎王朝时期：

“随着婴儿呱呱坠地，母亲们至少得卧床九天，因此无法参加孩子的洗礼。但大多数情况是她们的卧床期远长于此。公元17世纪的威敏斯公爵夫人玛格里特就被劝告让其女儿产后15天再离床。……年轻的母亲们被建议平躺在床上，不要移动。但这导致血液凝结，形成致命血块，成为导致产后妇女高死亡率的罪魁祸首。……两三个星期后，如果母亲恢复得很好，她就可以下床洗个澡，换换衣服……”

进入18世纪，上述禁忌仍在危害产妇的生命健康：

“公元1772年欧洲最严重的一次传染病在各大医院开始蔓延，夺走无数妇女的生命。据统计。其中20％是刚分娩的妇女。同年，助产士查尔斯·怀特发表了关于妇女产后护理的书。……（书中）描述了很多新妈妈产褥期的糟糕环境：‘只要条件允许，一生完孩子，妇女就会盖很多的被子，被角都被塞到了床角，门窗之类都被严密堵死，甚至连钥匙孔都被堵上了……为了防止着凉，她们的手臂甚至鼻子都不能露出来。她们总是喝热粥来保持体温，每天就只吃这些。并且每天都保持躺着的姿势，所以粪便和恶露(分娩后的子宫阴道分泌物)都无法正常排出……这样子宫中的恶露和缝合的阴道很快开始溃烂。……房间里又有大火炉，热量和她的阵痛会使她出很多汗，而床的热力和众多人的呼吸会让空气更差，更对身体不利。’”

进入19世纪，巴黎的医院中仍禁忌让产科病房通风：

“公元1864年，外科医生雷恩·李福特拜访巴黎产科病房时，产妇们在医院里遭遇的境况引起了他的高度注意：主病房里有很多张床，顺着房间的每一边被摆放在凹壁中，像英式的马厩。通风几乎是不可能的。”

以上，乃是现代医学诞生之前，古代/近代欧洲曾流行的种种“产妇禁忌”。其具体内容，与当代中国所流行的种种“坐月子禁忌”，几乎没有差异。

当代中国所流行的种种“坐月子禁忌”，多见载于“中国传统医学典籍”。南宋人陈自明所著《妇人良方》一书（有“我国第一部妇产科系统之作”之誉），可谓“中国式坐月子禁忌”的集大成者。且试摘录书中部分文字：

“凡妇人生产毕，且令饮童子小便一盏，不得便卧，……高倚床头，厚铺茵蓐，遮围四壁，使无孔隙，免被贼风。……新产后不问腹痛不痛，有病无病，以童子小便，以酒和半盏温服，五、七服妙，一腊（七日也）之后，方可少进醇酒并些小盐味。……若未满月，不宜多语、喜笑、惊恐、忧惶、哭泣、思虑、恚怒、强起离床行动、久坐，或作针线、用力工巧，恣食生冷、粘硬果菜、肥腻鱼肉之物，及不避风寒，脱衣洗浴，或冷水洗濯。当时虽未觉大损，满月之后即成蓐劳。手脚及腰腿痰重冷痛，骨髓间飕飕如冷风吹，即有名医亦不能疗。大都产妇将息，须是满百日方可平复。……又不得濯足，恐血气攻下，又不得刮舌傍心、刷齿及就下低头，皆成血逆、血运，此产家谨护之常法也。”

除了喝童子尿之外，上述禁忌几乎被当代“中国传统医学”全部继承并“发扬光大”。

“坐月子”解决不了要产妇命的“产褥热”，还得靠现代医学

古代东西方世界的“坐月子禁忌”，其目的俱是为了对付导致产妇高死亡率的“产褥热”（泛指产妇身体发热等症状）。

禁忌的具体内容之所以高度雷同，是因为古代东西方医学界对该难题的解读方向，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比如，欧洲古典时期流行的“恶露抑制”假设理论认为：产妇在怀孕期间血液中积累了大量污物毒素，需要借助恶露的排出来清除；而冷空气进入子宫、身体受冷、饮用冷水、受到恐惧惊吓等，都会导致子宫内的血管出口关闭，使恶露难以排出。相同的揣测与假设，也常见于古代中医典籍。明朝人江瓘所编纂的《名医类案》所收录的医案里，产妇分娩后发热，往往会被诊断为“恶露未尽，淤血入络，又感寒邪”。

当代西方人不再“坐月子”，与19世纪以来“现代产科医学”的突破有直接关系。

1843年，美国医生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发表论文《产褥热的传染性》，认为产褥热可以通过医生之手，从一个病人传染给另一个病人。霍姆斯观察到：不少医生在解剖产褥热病人尸体后，再为其他产妇接生，那些产妇大部分都患上了产褥热。不过，产科医学界不愿意认同霍姆斯的观点，在他们看来，产褥热的发生与瘴气有关，与上帝有关，但不可能与医生有关。主流产科医学界批评和嘲笑了霍姆斯的观点，霍姆斯则谴责同行的无知，称呼他们是“职业杀人犯”。

大约同一时期，维也纳总医院的产科医生、匈牙利人塞麦尔维斯（Ignaz Philip Semmelweis）发现：该院的两个产科病区，死于发热的产妇比例存在明显差异。由助产士管理并训练学生（不参与尸体解剖）的病区，产妇死亡率通常为2%-3%；而由医生管理并训练学生（参与尸体解剖）的病区，产妇死亡率高达10%-13%，在恶性病流行期，甚至会达到20%-50%。当塞麦尔维斯的一位同事因解剖尸体划伤手指而突然去世后，他开始意识到“感染尸体上的物质”很可能是产妇患上产褥热的根源。他要求医生在解剖完尸体后，不能仅仅用肥皂、清水和指甲刷洗手，还须以氯水浸泡。仅仅一个月，相应病区的产妇死亡率就降到了2%。但是，塞麦尔维斯的发现，并没有为他带来荣誉。相反，他受到了维也纳医学界的攻击——要一个产科医生承认自己是导致产妇患上产褥热死亡的元凶，毕竟是困难的。1850年，塞麦尔维斯在维也纳无法立足，无奈离开。1861年，他出版著作《The Etiology，the Conecpt and Prophylaxis of Childbed Fever》，介绍自己的发现，并反驳医学界的批评。该书影响很有限，欧洲主要医学刊物大都禁止刊登塞麦尔维斯的文章。塞麦尔维斯不得不以公开信的方式激烈谴责那些有威望的同行是“凶手”、“参与大屠杀”，呼吁“现在这种杀人的行为该停止了。”1865年，47岁的塞麦尔维斯不明不白地死于精神病院。

塞麦尔维斯不清楚具体感染产妇、使其死亡的究竟是什么东西，他只能将之笼统地称为“尸体上的物质”。直到法国科学家巴斯德(LouisPasteur)和德国医生科霍(Rober koch)相继发现细菌，通过大量实验证明感染是由这些病原微生物所引起，进而建立细菌感染学说，塞麦尔维斯在医学史上的地位才获得世人的重新认知。

彻底让西方产妇告别“坐月子禁忌”者，是20世纪上半叶磺胺类药物以及青霉素的问世。自此，产妇分娩后伤口被细菌感染的威胁解除，欧洲和美国医院里的产褥热得到了彻底控制。告别“坐月子禁忌”后，包括健身体操之类在内的“产褥期恢复”，也变得更为科学。相形之下，留存至今的中国式“坐月子禁忌”，与其说是“产褥期恢复”，不如说是“产褥期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