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度猛增！梁建章盘点全国两会鼓励生育提案

今年，全国两会有关鼓励生育的提案相比往年多了很多，可见鼓励生育已成为热门的公共政策话题。仅以媒体公开报道而论，关于去年两会期间的鼓励生育提案，我们只搜索到不足10份；而在今年两会期间，鼓励生育的提案目前已经超过20份，充分体现出整个社会对于低生育问题的普遍担忧。

尤其在去年的人口数据出台之后，显示中国生育率已经跌到了创纪录的1.15，几乎是世界最低，比日本还低不少。这种局面显然已经引起了包括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在内的多方关注，所以很多代表委员提出了各种鼓励生育的政策建议。建议中所涉及的鼓励生育政策，包括现金和税收补贴、购房补贴、增建托儿所、提供男女平等的育产假、推广混合办公、保障单身女性的生育权、开放辅助生育技术以及高考和学制改革等很多方面。

上个月，在育娲人口研究发布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版》中，已经就几大类鼓励生育的政策做出了比较分析。本文则对各位代表委员有关鼓励生育的提案进行概括，并作简单的分析和评论（代表委员的名字第一次在本文出现时加上头衔，第二次及以后出现时只列出名字，不再重复加头衔）。

以下的综述部分，按照所提建议的政策措施进行分类。

一、现金和税收补贴

根据《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版》的分析，生育成本过高，是影响育龄家庭生育意愿的最重要负面因素之一，而现金和税收补贴则是减轻育儿负担的一项重要措施。由于不同地区和人群之间存在很大的收入差距，因此我们建议采取减免个人所得税和现金补贴并重的方式。关于现金补贴的具体建议是：对于二孩家庭的每个孩子，给与每月1000元的现金补贴；对于多孩家庭的每个孩子，给与每月2000元的现金补贴；上述支付都直至孩子到20岁。而在减免个人所得税方面，我们建议对于二孩家庭实行所得税和社保减半，三孩家庭则享受所得税和社保全免除的优惠（为避免扩大贫富差距，可以对减税额设定某个封顶的上限）。

今年两会期间，也有许多代表委员提出了关于现金和税收补贴的提案。虽然建议的力度未必与我们的预期保持一致，但是作为鼓励生育的第一步，还是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郑坚江，全国人大代表、奥克斯集团董事长

建议提高家庭生育二孩、三孩的子女教育支出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标准，即二孩按3000元/人/月标准扣除，三孩按5000元/人/月标准扣除。

黄细花，全国人大代表、惠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建议发放育儿补贴，每个孩子，从出生到满6周岁时，国家财政每月发一定金额的育儿补贴，具体金额可参考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张兆安，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提交的建议认为要提高生育率，仅仅通过提高个税起征点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目前缴纳个税的人群比重还不高，最直接的、最有效的应该是现金奖励，尤其对于大部分低收入家庭仍然需要通过资金奖励才能激发育龄女性更多生育。

金李，全国政协委员、南方科技大学副校长

建议实施长期的个税减免和经济补助政策。养儿育女成本高昂，不少家庭望而生畏。只有通过长期持久的补贴才能真正提升生育意愿。为此，建议对三胎以上家庭大幅度提升个税起征点，并且从第三胎起每人每月提供生育补贴直至小孩成年。个税减免政策及经济补助政策可以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生育意愿差异化实施。

谢文敏，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首义律师事务所主任

建议健全和完善生育保障制度，除健全现行社保已经涵盖的生育津贴外，还应另行增设生育补贴制度，与生育津贴并行实施。

聂鹏举，全国人大代表、科力尔董事长

建议对第三孩按地区实行一定标准的生活及医疗保险补助，比如按当地月平均工资的20%发放生活补助，生活及医疗保险补助一直持续到18周岁。

周松勃，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涿州范阳医院院长

建议对三孩家庭每月每孩发放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三岁。父母的个人所得税和社保缴纳金额进行不同程度的减免。实行有差异化的经济补贴政策和按照孩子数量累进抵扣的个税抵扣政策。

穆可发，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政协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建议中央政府出台实质性的鼓励政策，比如由中央和地方政府设立“鼓励生育基金”，加大二孩、三孩生育奖励。

二、降低住房成本

高房价，也是现在制约育龄夫妇生育孩子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是世界上最高的，要减轻高房价地区的家庭育儿负担，就需要实施对多孩家庭给予购房补贴的政策。具体方式可以通过按揭利息返还或房价打折进行补贴，比如说返还二孩家庭的房贷利息的50%，对于三孩家庭的房贷利息可全部补贴返还。在高房价的地区，这部分补贴的成本，可以考虑通过增加住房土地供应来覆盖。

今年两会有几位代表委员提出了有关降低住房成本的建议，具体如下：

金李

在提案中认为，住房成本是大中城市养育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议对于三胎以上家庭提供更高基本住房保障条件，可以有效降低抚养成本，提升生育意愿。

翟美卿，全国政协委员、香江集团总裁

建议为三孩家庭提供经济适用房指标，或给予相关家庭住房补贴，减轻住房压力。同时，也能一定程度促进房地产业复苏，增加就业。

黄细花

建议对于三孩及以上家庭，可以返还或直接减免其房贷利息的50%。

周松勃

建议对多孩家庭提供购房补贴。通过按揭利息返还或房价打折进行补贴，对于生育三孩家庭购买商品房的，可通过返还一定比例的按揭利息进行补贴，对于符合享受政府保障性住房的多子女家庭，实行优先予以保障。

周燕芳，全国人大代表、太平洋医疗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对于有购房需求的多孩家庭，建议为二胎三胎家庭适量梯度提高首套自住住房的公积金贷款额度。对于未购房租房的有孩家庭，为其申请公租房提供便利和优先考虑权，保障生育后的住房需求。

三、增建托儿所

大量年轻人之所以不敢生育二孩三孩，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看护孩子的时间和精力成本实在过于高昂，尤其是未满三岁孩子的托儿服务严重缺乏。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3岁以下婴幼儿在我国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1%。我们建议把3岁以下婴幼儿的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要实现这一目标，政府有必要直接或者牵头兴建至少十万个幼托中心。

今年两会有几位代表委员提出了有关托幼方面的建议如下：

黄细花

建议在托幼方面，可考虑实施入托儿所、幼儿园等费用由家长和政府财政各承担一半。

周燕芳

建议逐步实现将幼儿园纳入国家义务教育范围，并加大对民办幼儿园的监管。并且将专项扣除提前到三岁以前，进一步减轻纳税人负担。

李先兰，全国人大代表、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工会女工办副主任

建议政府部门在推进0岁～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方面，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增加服务供给，加强监管与督导评估，满足不同收入水平的婴幼儿父母的实际需求。

黄玲，全国政协委员、民进广东省委会副主委

建议明确政府在推进托育服务的主导作用，明确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的普惠性属性，将普惠性婴幼儿托育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和保障力度，依据需求规划扩充建设公立婴幼儿托育机构。

张俊廷，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

建议各地因地制宜地出台相关政策，降低生育成本，倡导第三孩免费上幼儿园，同时鼓励一些大企业、单位提供免费的托育服务。

刘庆峰，全国人大代表、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建议政府鼓励有条件的用人单位兴办托育机构，解决员工有儿托育困难。在符合建设标准的前提下，开设备案绿色通道，按照一定比例基于企业办园专项拼盘补贴，增加入园托育补贴，减轻员工和企业的经济压力。

四、提供男女平等的育产假

本文所说的“育产假”，包括女性产假、男性陪产假和父母育儿假。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省份都已通过新修订的人口与计生条例，普遍延长了产假，并新增育儿假。但如果仅仅延长女性育产假，不可避免会导致企业不愿意招聘女性，从而加剧女性在就业市场中遭遇的性别歧视。为了减轻职业女性生育小孩的后顾之忧，政府除了应承担产假期间的用工成本之外，还需要出台男女相对平等的育产假政策，这将有利于保障女性在就业和职业发展上的权益，尽可能消除职场上的性别歧视现象。

今年两会有一些代表委员提出了有关育产假方面的建议如下：

冯丹龙，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建议出台男女同休产假和生育奖励假的政策，让男性承担更多育儿义务，以此降低用人单位对女性的就业歧视，提升女性生育意愿。

周燕芳

建议将男性带薪育儿假延长至30天，并强制执行。强化父亲育儿责任，并降低由于育儿责任的性别不平等带来的女性就业困难。

金李

建议：一方面要积极推动落实男性陪产假等制度，打击损害女性就业权益的行为，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商业化生育保险制度，由商业保险而非企业承担主要的生育假成本，实现政府、企业、个人三方共担养育成本的局面。

穆可发

建议落实好生育假期制度，生育成本由国家、企业和家庭共同分担，利用政府补贴、税收减免手段等多种措施，适当分担用人单位的成本。

五、把辅助生殖技术的费用纳入医保

当今社会，许多夫妇虽然想生孩子，却因为不孕不育症而无缘享受天伦之乐。2021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育龄夫妇的不孕不育率已经攀升至约12%-18%。不孕不育患者如果要生孩子，往往需要采用辅助生殖技术，但高昂费用却经常令这些家庭望而却步。近日，北京市宣布将16项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但到目前为止，全国绝大部分省份均未把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我们建议鼓励和扶持辅助生育相关技术的产业化发展，并且在全国范围内把相关服务纳入医保。

民革中央在今年两会上提交《关于改善育龄人群生殖健康的提案》建议：对于生殖健康和医疗的相关产业和技术，一、提高重视程度，建立多级预防体系。二、鼓励研发推广先进诊疗技术，实施多种治疗手段。三、治疗费用纳入医保，构建制度性保障体系。

六、保障单身女性的生育权

现代职场女性要兼顾学位、事业和家庭，导致在精力和时间上往往会面临冲突，有时不得不倾向于推迟结婚或者选择单身。对于30多岁还未结婚的女性，她们也需要生育技术的帮助，如冻卵和人工授精，来实现有孩子的愿望。但目前在中国，辅助生育技术的发展受到了规则上的限制。例如，原卫生部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规范》（卫科教发〔2003〕176号）中规定：“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此规定在实际操作中，造成单身女性无法使用精子库、冻卵等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来行使生育权。我们建议修改此规定，以保障单身女性的生育权利。

今年两会有一些代表委员提出了有关保障单身女性生育权的建议如下：

黄细花

建议保障单身女性生育权以及非婚生子女的平等权利。随着女性教育和职业发展水平的提高，我国城市里的大龄未婚女性也越来越多，其中不乏有能力和意愿去独立抚养孩子的未婚女性，为此，国家卫健委、妇联应出台政策允许单身女性享有与已婚女性一样的生育权利和福利。

白岩松，全国政协委员、央视主持人

提交提案建议，确保并落实非婚生子女的权利。白岩松称，现在社会非婚生子女出现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已和过去不同，要落实保障非婚生子女的权利，一是因为人生而平等，要保障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社会也应当尊重和保障女性的生育权。

花亚伟，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肿瘤医院副院长

提交提案建议：一是允许超过30岁的健康女性不论婚否，均可自愿取卵冻卵。二是允许年满30岁的未婚未育女性，进行人工授精、试管婴儿等助孕手术。三是鼓励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建立标准的卵子库，完善规范卵子和卵巢组织冷冻管理，对自愿捐卵者可由医疗机构给予一定经济补助。四是将实施辅助生殖技术发生的相关医疗费用纳入医保支付范畴。

孟安明，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生命学院教授

建议放宽单身女性冷冻卵子的政策限制，以解决婚育年龄大幅提高所引起的生育困难所需。

七、推广灵活办公模式

随着互联网技术中远程会议、协同工作软件的成熟，远程办公在技术上已经趋向成熟，更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很多企业被迫实现远程办公，进而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股远程办公的潮流。亚马逊、微软、谷歌和苹果都已经把远程工作的模式常态化，推出了不同的混合办公的制度。近日，携程中国公司宣布全公司近三万名员工将实行混合办公制，允许员工每周三和周五在家远程办公。这是中国首家大型公司推出“3+2”的混合工作制。携程在推广混合办公模式的过程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仅工作效率没有下降，而且还大幅度提升了员工满意度。混合办公的社会效应也很明显，可以减少通勤的拥堵，还有利于环境保护、家庭和谐、缓解高房价和提升生育率。

黄细花提交《关于推广“3+2”混合办公模式的建议》：一是探索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采用“3+2”混合办公模式。国家人社部组织开展试点工作，结合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性质和用工实际，积极推广混合办公模式，允许员工每周三和周五选择1-2天远程办公，更好的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提升员工幸福感和满意度。二是从法律制度层面保障和支持混合办公模式的落实。

八、教育改革（减少高考内卷，缩短学制）

除了直接的财务成本，中国家长为孩子升学所花的钱和精力投入也几乎是世界最高的，这同样是压制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之一。要缓解中国家庭的教育焦虑，关键在于改革教育体制，需要减少高考内卷和缩短学制。现在企业招聘越来越多的硕士生，导致考研的竞争越来越白热化。对于中国学生来说，需要从青春期开始接连面对中考、高考和考研三项压力山大的考试，而每项考试都造成了巨大的时间浪费。这些考试过去存在的理由，是因为高中教育和大学教育供不应求，而现在，高中甚至大学的教育资源在整体上都已经过剩。我们应该普及高中和大学本科教育，同时可以取消中考和淡化高考，把大学生毕业考（类似考研）作为筛选优秀人才的主要依据。这样就可以把中学阶段的复习中考和高考的时间节省下来。在中国学生现在经历的12年基础教育中，至少浪费了两年时间用于应付高考和中考，我们建议将中小学从12年缩短到10年，彻底解决教育内卷的问题。缩短学制对于女生尤其有好处，因为女生本来就比男生更加成熟，完全可以提早大学毕业和工作。如果女生能够20岁大学毕业、22岁硕士毕业，提前两三年进入社会，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谈恋爱、结婚、生小孩，也能更好地平衡家庭和职业生涯发展。

教育改革非常复杂，如果不改根本的考试和升学评价制度，简单粗暴的减负措施可能适得其反。令人欣喜的是，在本次两会期间，有不少提案已经从根本上涉及到考试和升学制度的改革。

甘华田，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提交建议尽快推进九年制义务教育体制改革，缩短学制、取消中考、普及高中，实行小学到高中的十年制基础义务教育。甘华田认为，把接受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选择，从初中阶段推迟到完成普高教育之后，避免升学竞争和职业选择的低龄化，等到他们的心智较为成熟时，再来做出选择，这样更符合青少年生长发育的自然规律，可以让更多有潜力的孩子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只有这样，才可以从制度上彻底解决中小学的内卷，缓解中国家庭的“教育焦虑”。

孟安明

提交提案认为，目前国内完成中小学教育需要12年，大学毕业时的年龄一般都在23岁左右，博士毕业生的年龄在28-30岁，过长的教育年限导致结婚和生育年龄上升、甚至结婚意愿下降，因此，建议适当缩短中小学学制。他认为，生育意愿与中小学生的教育成本和教育压力高度负相关。教育部已采取措施来减轻中小学生的教育压力和成本，需要巩固和进一步完善。

九、其他建议

黄细花建议尽快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现在提“三孩政策”，会给人们一种错误的印象，认为生育四孩是违反政策的。虽然现在有意愿生育四孩及以上的夫妇占极少数，但鼓励生育不限多少胎，更符合国情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健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联合提交提案，建议通过完善相应法律和政策、完善生育支持体系，切实提高人口出生率。建议全国人大制定《生育保险法》。

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韦震玲提交提案，建议建立家庭全职服务成员职业权利保障制度，维护家庭全职服务成员的合法权益。

总结：

最近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1年全国人口数据显示：2021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出生率为7.52‰。可以看出，2021年中国出生人口创下1949年以来新低，出生率则创下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总和生育率只有1.15，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不仅低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而且比严重少子老龄化的日本还低不少。少子化将深远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创新活力，进而危及抚养负担、民众幸福指数乃至民族复兴。鼓励生育所增加的新生儿数量，短期有助于扩大内需、稳增长、稳就业，长期有助于提升人力资源、人力资本和经济社会活力，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因此，上述代表委员们所提交的这些鼓励生育的提案，充分体现其以义无反顾的担当精神履职尽责，值得人们的关注和掌声。至于在鼓励生育的问题上形成共识并加以落实，则是一项任重道远的长期工作。我们希望社会各界能继续对此献计献策，共同设计和落实最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帮助我们的祖国尽快摆脱低生育率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