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奶牛减碳行动高峰论坛——碳讨2030” ：如何实现奶牛生产与碳减排双赢？

随着我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奶牛养殖业的碳排放也逐渐成为行业关注的热点话题。我国不同畜禽产业的碳排放是贯穿于全产业链的，以奶牛为例，饲料粮种植、饲料粮运输加工、胃肠发酵、粪便管理、饲养耗能、产品加工环节的碳排放比例分别为27%、1%、47%、16%、9%、1%，其中胃肠发酵是奶牛的主要碳排放源，其次是饲料粮种植和粪污处理系统。

6月18日，由礼蓝动保和国家动物健康与食品安全创新联盟共同举办的“中国奶牛减碳行动高峰论坛——碳讨2030”在“云”端举行。论坛细分环节的介绍了奶牛碳排放特点和碳减排核算方法，讨论了奶牛生产与碳减排如何实现双赢。

一、重视奶牛碳减排、推动养殖业可持续发展是一份社会责任

早前，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表的相关报告表明，与畜牧业供应链相关的温室气体年排放量占人类造成的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14.5%。如果通过更广泛地采用规范管理和先进技术，畜牧业的温室气体减排可高达30%。这意味着，养殖业不仅拥有体量巨大的碳排放量，同时拥有较大的碳减排潜力可挖。

我国作为畜牧发展大国，重视畜牧业碳减排，积极探索碳排放统计和碳减排路径，有着非常重要而特殊的作用。国家动物健康与食品安全创新联盟秘书长黄向阳表示，积极开展畜禽养殖碳减排活动，对引导养殖业绿色健康高质量发展，提升企业竞争力，助力奶牛养殖和奶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下，绿色发展已成为社会共识，对国内乳业而言，只有全产业链实现绿色管理，才能加速实现行业绿色的可持续发展。

对奶牛行业而言，碳减排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胜利指出，2015年前，我国奶业碳排放量基本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2015-2016年奶业碳排放量下降了25.4%，下降明显主要是由于2016年奶牛存栏量和总产奶量下降，导致产业整体碳排放量下降；2016以后，我国奶业碳排放量缓慢增长，因为这一时期国家对环保减排的要求逐渐提高，引导畜禽养殖业向绿色、循环和低碳方向发展。而即便我国奶牛养殖碳减排工作逐渐走向好的发展态势，2020年我国每吨原奶生产的碳排放量为1.53吨二氧化碳当量，而欧洲国家每吨原奶生产的碳排放量为0.93～1.4吨二氧化碳当量，新西兰等奶业发达国家甚至为0.77吨二氧化碳当量，所以我国奶牛养殖的碳减排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畜牧业是整个碳中和环节当中的重要一环，与其他一些国家相比，虽然中国畜牧业的工业化水平以及养殖环保压力还没有那么大，但是碳减排的压力会与日俱增，反刍动物（肉牛、奶牛、肉羊业）碳减排将受到国家的更多关注。如今，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和行业都将碳减排目标升格为主要战略，碳减排可能是未来30年非常重要的话题之一。礼蓝动保大中华区总经理陆智斌介绍，根据公司内部分析和预测，2022-2027年的未来五年，中国的人均乳制品消费复合增长率维持在7%～8%，需求的增长能带动中国奶业的发展，而礼蓝动保以客户为中心的“价值创造”战略也将会从创新、产品、生产效率全方位助力中国牧场建设。礼蓝动保同样致力于中国的碳减排项目，不断的探索和开启奶牛碳减排的讨论和实践。在生态保护的关键时刻，作为全球动保行业的领先公司，礼蓝动保也会将在其他国家获取的经验和教训、积累的知识和技术适时带入中国，回馈中国的养殖行业，尤其是养牛业。

二、奶牛养殖碳减排的可行路径有多种，胃肠道减排和奶牛健康是关键

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研究数据，相比于能源领域，农业领域的温室气体总排放量和增幅都不是特别大，但依然需要提升效率，通过减排固碳来适应气候的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

从畜牧业看，温室气体排放的相对贡献因物种、生产系统和地理位置而异，水产、肉牛、奶牛、禽、猪的排放差异显著。相比而言，肉牛、奶牛生产的CO2当量排放量远远高于其他单胃动物和水生动物。201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明细数据显示，非畜牧业的温室气体排放占85.5%，畜牧业的温室气体排放占14.5%，其中肉牛为5.8%，奶牛为2.9%。

在奶牛和肉牛生产中，CH4和N2O是主要排放的温室气体，礼蓝动保全球首席可持续发展官莎拉·普莱斯博士在“国际奶牛碳排放的研究与经验分享”报告中指出，1公斤CH4（两头牛一天的排放量）的吸热能力相当于27公斤CO2，而1公斤N2O的吸热能力则相当于273公斤CO2，因此排放CH4和N2O的吸热能力是远高于CO2的。反刍动物的温室气体排放方式主要有两种，胃肠道排放和粪便排放。CH4的排放主要来源于胃肠道和粪便，N2O主要来源于粪便。

结合美国奶牛养殖生命周期的排放量评估情况，莎拉·普莱斯博士认为，影响奶牛温室气体排放的关键领域有饲料生产、胃肠道甲烷排放、粪污排放和石油能源使用四个方面。

因此，若要减少奶牛温室气体排放，建议如下：一是饲料中的高纤维饲草能增加甲烷排放，谷物减少甲烷排放，因此调整日粮构成，使用必要的饲料添加剂（如欲可胖等），可以让奶牛获取更多的能量，提高产奶量，降低每千克牛奶的温室气体；二是在粪污沼气环节，通过一些措施影响粪池中可降解有机碳的数量、减少粪便的储存时间、增加氧气的供应，实现粪便的甲烷减排；三是减少土壤和露天槽的N2O排放，比如通过减少日粮蛋白水平、聚焦氨基酸需要、使用脲酶和消化抑制剂、确保农田土壤排水良好等方式；四是健康的奶牛需要更少的资源，所以改善奶牛健康，可提高牛奶生产效率，生产牛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更低。

对此，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胜利也介绍，2021年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发布了农业农村减排固碳的十大技术措施，其中涉及畜牧业领域的有三大支撑技术，即反刍动物肠道甲烷减排技术、畜禽粪便管理温室气体减排技术、牧草生产固碳技术。其中反刍动物肠道甲烷减排技术就是以调控日粮营养结构、优化饲料品种、改善粗饲料营养品质、合理使用饲料添加剂为主要手段，降低反刍动物肠道的甲烷排放，提高畜牧业生产效益。同时，李胜利教授也强调，在我国首先要提高奶牛产量。如果单产从5吨提高到10吨，每公斤奶的碳排放量就能降到1公斤以下，因此可以养更少的牛产更多的牛奶，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这是提高生产效率的核心。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王敏表示，农业领域的碳减排比工业领域复杂，反刍动物更是复杂。但仍可以聚焦四个方面来改进：一是使用饲料添加剂，过去牧场常常使用莫能菌素，这是碳减排的一个有效产品，但随着禁抗政策的实施，莫能菌素不能再作为添加剂在饲料厂使用，改为在奶牛场现场使用，同时还有一些新产品在碳减排方面也具有很好的作用，比如帝斯曼公司生产的甲烷减排饲料添加剂；二是目前国际上还对低甲烷排放的畜种育种进行选择，来减少甲烷排放；三是优化日粮结构，使用低蛋白日粮，奶牛对氮的响应非常敏感，牧场需要提高对低蛋白日粮的认识，提高低蛋白日粮的使用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后端处理N2O温室气体的难度；四是注重常规饲料和地方性饲料的合理利用，牧场的饲料、原料奶等在南北不同地域之间的运输都会产生大量的碳，这也是要考虑的。

三、从牧场实际出发，做适合养殖现状的碳排查和核算十分必要

关于奶牛养殖双碳的排查和测算，中国农业大学李胜利教授表示，在碳排放上，奶业相对排放量虽小，但也需要引起行业的重视，因为畜牧业中的碳排放主要来源于反刍动物。我国牧场规模各不相同，分布在不同的养殖区域，牧场能量来源、饲料生产、粪污管理、养殖模式、奶牛健康、单产水平各方面都不尽相同，因此要基于奶牛养殖的实际情况，沿着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对碳排放进行估测，做适合现状的碳排查和核算方法探索，目前国际的碳排放数据和测算方法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徐少山总监认为，碳的计算过程至少可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按照原料投入的品种和数量，结合相应的排放系数，计算出温室气体（如CH4、N2O）的排放量；第二种方法是对排放进行监测，把温室气体的排放浓度乘以时间，不过要考虑到不同时段的排放会不一样。不管采用哪种方法，都需要数据支撑。随着牧场数据化和信息化的发展，物联网和区块链技术日益成熟，这些技术可以用来支撑计算和传输，同时兼顾数据的隐私和保密性。当然，这需要一段时间、需要各方的研究和探索。不过，无论最终如何发展，畜牧行业的头部企业未来都可能会面临碳足迹和碳关税的挑战，因此，现在应当未雨绸缪，可以从容易做的事情先行谋划和准备，同时在生产技术方面不断寻求突破。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研究员张丽欣表示，对于动物来说，直接的排放源是肠道甲烷、粪便甲烷、粪便氧化亚氮。国际上的算法是比较成熟的，我国目前虽然采用国际算法，但与我国实情比还是有差距的。国内核算目前分为4个层面，即国家清单层面、省级清单层面、企业层面和产品层面。目前为止，农业种养殖企业层面碳排放的核算做得比较少，原因是还没有纳入主要的排放企业，只是作为碳市场的补充。另外，关于核算层面的国家标准尚比较缺失。

关于奶牛减排方面，张丽欣研究员补充到，减排措施基本有两大类，饲料管理和粪便管理，从整体分布来看，饲料管理机制的方法学相对比较少，只有一个反刍饲料添加剂方法学，目前还没有成熟的注册项目，应用相对比较少。而粪便管理的方法学大概有10个左右，还是比较成熟的。从奶牛来说，85%的排放是来自于肠道甲烷，6.5%的排放是来自于粪便甲烷，8.5%的排放是来自于粪便氧化亚氮，但是现在最多的方法学还是来自于6.5%的粪便甲烷排放，所以期待着未来有更多的方法学能集中在奶牛肠道甲烷和粪便氧化亚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