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断崖式下降”，安徽除了延长产假还能做什么？

日前，《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下称《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在其修订的条例中，变化集中在延长婚假、产假、护理假，并新增了育儿假，与其他省市出台的新政策并无过多亮点。

然而引发关注的却是安徽“断崖式下降”的生育率现状，《意见稿》中指出，该省出生人口连续4年减少，据安徽省全员人口数据库统计，2017年至2021年全省出生人口分别为98.4万、86.5万、76.6万、64.5万、53万（预测），年增长率为-12.1%、-11.4%、-15.8%，-17.8%。安徽急于提升生育率的背后，反映出其人口结构变化的严峻形势。

其实不止是安徽，多地都面临着“被抚养的在增多，能干活的在减少”的紧迫现状。在优化人口结构的大环境下，将对生育政策的着陆提出更具现实的考验。

育龄妇女9年减少253万

安徽生育率究竟严峻到了什么程度呢？

根据2020年安徽省统计局发布的《我省人口发展现状与挑战》报告（下称《挑战报告》），“三最”指标就已透露出安徽人口变化的严峻性。

该报告显示，2019年安徽全省出生人口为76.3万人，比2018年减少1.8万人，为2012年以来最低水平；人口出生率为12.03‰，居全国第11位、中部第2位，比2018年下降0.38个千分点，为2005年以来最低水平；全省自然增长人口为38.0万人，比2018年减少2.6万人，为1980年以来自然增长人口最少的年份。

这份报告还指出，一方面是育龄妇女总数的减少，尤其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减少，是导致出生人口减少的直接因素。具体数据显示，2019年，全省15-49岁育龄妇女1449.7万人，比2018年减少39.5万人，比2010年减少253.1万人；20-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355.8万人，比2018年减少36万人，比2010年减少88.2万人。育龄妇女总数的减少，尤其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减少，直接导致出生人口减少。

另一方面还表现为生育意愿低迷。其中，2019年，全省符合生育政策的女性中，不打算生育二孩的占55.6%，比2018年提高1.7个百分点。育龄妇女理想子女数为1.77个，低于2.1个的人口更替水平，生育意愿持续低迷。

吸引跨省流出劳动力回流

育龄人口的缩减，与安徽劳动力外流的形势紧密相关。

安徽省统计局在解读七普数据时指出，2020年，全省常住人口中16-59岁人口为3708.7万人，占60.77%，比第六次人口普查人数减少196.0万人，比重下降4.85个百分点。

有研究显示，统计安徽人口流出的去向，约3/4（750万人左右）流向了江浙沪等周边“强邻”。

安徽省历年跨省人口流动情况 图片来源：安徽省统计局《我省人口发展现状与挑战》

对劳动力输出大省来说，会明显加剧老龄化、生育率下降等人口结构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张盈华表示，“从人口政策角度讲，除了对生育、养育等方面的关注外，更要考虑劳动力回流的问题。”

早前，安徽方面其实也意识到了劳动力流失问题的严重性。

《挑战报告》给出的建议中，提高劳动力参与率被放在首位，其中提到，劳动资源利用率越高，越有利于延缓“人口红利”消退的时间。“我省作为劳务输出大省，当前应改善就业创业的政策环境，吸引我省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创业，同时全面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的就业。”

另一份文件也同样指向了劳动力的应对措施。《安徽省人口发展“十三五”规划》曾明确提出，支持合肥都市圈扩容升级和一体化发展，吸引高素质、高技能人才聚集，促进跨省流出劳动力回流。

近年来，安徽在人才招引方面，先后制定实施了“安徽人才30条”“科学中心人才工作10条”，以及“江淮英才计划”等人才发展战略。

人才政策正是改善劳动力结构的直接举措。对此，西南财经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学义评价，“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区域经济的高速发展，进一步加强对中青年群体的吸引力。将人引过来后，再解决一些他们面临的实际问题，才能调动他们的生育意愿。”

统筹全社会力量 扭转生育意愿

近期以来，除了安徽，吉林、四川、贵州等多地都纷纷出台了鼓励生育政策。王学义表示，各地的举措，除了对接国家相关政策外，更主要的目的还是在于优化人口结构，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但王学义认为，政策实施的效果可能是有限的，他指出，很多地方修订的政策条例，都属于原则性的范畴，要扭转低生育意愿的局面，是需要统筹全社会力量的系统工程。

“关键在于生育理念的主导力量发生了变化”，他对记者进一步分析称，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背景下，现代化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人们对自我管理、生活质量上有了更高的追求，生育观念发生了改变。这也是为什么发达国家即使在高福利、基础配套完善的情况下，依然难以提高生育率的原因。

一个共识是，提升生育意愿的关键在于全社会的共同参与，王学义对此提出了他的两点看法。

从国家层面，需要完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机制，王学义认为，提高整体收入水平，完善社会保障机制，缩小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不同人群的收入差距，才能够最终破除不愿生、不敢生的社会成本问题。

从地方层面，则首先需要全面梳理教育部、人事部、卫健委等各部门出台的各项政策，再探索因地制宜的配套政策。如何实现精准对接？王学义进一步指出，可以从适当引导教育领域市场价格、建立以家庭福利为中心的保障体系、统筹一老一小问题等方面入手，将国家政策统筹起来，从而实现人口的均衡发展。

记者还注意到，新出台的鼓励生育政策中，不少修订条例延长了30天至90天不等的生育奖励假，但这却让女职工喜忧参半。延长产假的初衷，是为了让孩子获得更好的陪伴和养育，但也会造成一系列的问题：最直接的结果是女性在就业市场上，或将面临更困难的局面。

一位从事人力资源管理的人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产假延长确实会带来一些实际问题，如产假期间，工作由谁来填补空缺？也存在有女职员利用企业福利，生完孩子立即辞职，企业损失又如何弥补？

王学义认为，在鼓励生育政策的同时，确实会增加企业的用人成本，影响企业的人力资源布局。“加强企业与政府间的联动也是有必要的，如政府可以减免企业所承担的员工生育成本方面的相关税收。”

对此，张盈华则有不同的看法。她认为，这是劳动力权益保护的问题，女性就业方面，企业会有一些考虑，“但从总体的就业结构上来说，在劳动力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应该是有限的。”企业作为市场主体，需要适应形势的变化做出调整，鉴于目前存在补贴边界不清晰，造成公共资金浪费的情况，她暂不建议政府出台倾斜性的补贴措施。